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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解释制定程序求变

发布时间:2019-07-22 02:55:13 编辑:笔名

1981年,全国人大赋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。彼时,法律、法规极度欠缺,立法在短时间内,不可能做到精细。

走过 0余年,司法解释应该如何制定、遵循什么样的程序,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。

 

只向法院系统征求意见

两份司法解释,两种不同命运,引发了业界、学界对司法解释制定程序的热议。

一份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。这部司法解释,共19款,在草案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后,几乎是刮起一阵议论飓风。

终, 小三儿 财产主张权条款(对 小三儿 赠与房产等后主张返还,人民法院不予支持)被删除,有关夫妻房产的新规定,保留了下来。

另一份,则是至今仍在下发征求意见中的新刑诉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。征求意见将于9月中旬结束,预计到年底,法院将正式发布该司法解释。

只是,业界、学界的大部分人士,包括公众,暂时都无缘得见这份征求意见稿,原因是,这次征求意见,只在全国法院系统内进行。

缘何一个公开征求意见,另一个则只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?

0年来,司法解释经历从无到有,从无规范可循到相关规范法律化的过程,但对于重大司法解释是否必须公开征求意见,司法解释相关规范里,并未写明。

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,根据现有法律,虽然并未要求司法解释一定要面向公众征求意见,但从法理上看,理应如此实践。

他指出,从性质上看,中国的司法解释,其实已经具有准立法的性质,它不是针对个案的判决,而是以一种立法式的叙述,影响着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。

实践中,有些司法解释的实际影响,甚至远远超过相关法律。在此情况下,司法解释制定,理应逐渐开门。 何海波说。

立法粗疏之下的司法解释

根据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杜万华的说法,法院的司法解释权,是在1981年时,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。

1978年12月1 日,邓小平就立法工作所讲的一段话,也与国情相适。他说,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,人力很不够,因此,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,逐步完善。

杜万华称,正是这个立法可以粗一点的特点,决定了在审判实践中,必须要有司法解释,原因是,在当时,要让已制定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,还远远不够。

本报记者了解到,婚姻法历次司法解释,就是 变通 的典型。法院在制定婚姻法司法解释时,曾遇到过 彩礼 问题。

法院讨论这个问题时,有些同志不同意司法解释就 彩礼 做出规定。 杜万华回忆。

不过,讨论到,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里,还是写下了这么一个条款:男方下了彩礼后,婚姻没有缔结成,彩礼应当返还。 不少时候,确实存在女方不干了, 彩礼 不退的问题。

由此,在 宜粗不宜细 的立法指导性思想之下,司法解释爆发性成长。

不是一种权宜之计

不过,很长一段时间里,针对司法解释如何制定的程序性规范,并未跟上。这也屡为学界所诟病。

在当时,从司法解释发布形式来看,单单文体,就有决定、规定、纪要、解释、意见、通知、批复、答复、复函等近20余种,有的,甚至还以电话、传真、电报等形式制发司法解释性文件。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奋飞则指出,那段时间,有些司法解释,经过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;有些则是由法院有关业务部门作出,并无相对固定的操作方法。

也因此,对于司法解释的未来走向,学界多有讨论,观点也大相径庭。

李奋飞就认为,应逐步弱化法院针对法律文件进行大规模抽象性解释的权力,并使司法解释能够针对个案而制作。

换句话说,法院应尽可能地通过开庭、通过审理具体案件的方式来发布司法解释,而不能像立法机构那样,直接制作大量繁杂的司法解释。 他说。

呼吁借鉴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的学者就更多了。实际上,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,早在《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》第14条里,就有所体现。

2010年11月26日,法院终于公布《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》,并于一年后公布了首批4件指导性案例。

但杜万华并不同意学界的这些意见。他认为,司法解释制度,不是一种权宜之计,恐怕还得长期存在。

作为法院,我们很希望全国人大把法律制定得细一点,别让我们做司法解释了,免得别人老质疑我们,说我们越权。 他说。

不过,他认为,这其实难以做到。他指出,在立法里,有一个问题,就是制定出来的法律,是相对稳定的,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,正是司法解释担负了弥补立法不足的职能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则指出,司法解释在中国的发达,除了立法规定之粗疏,还有就是,法官能力不足以及判例制度的缺位。

两次规范化历程

在学界、业界的争论声中,1997年6月2 日,司法解释制度终于赢来了其首次规范化议程。

当日,法院印发《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》,首次对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,做出明确规定。

杜万华介绍,若干规定,在立项、起草等方面做了明确规范。比如,有权立项起草司法解释的部门主要是业务庭、室,而起草工作,一般由业务庭和研究室完成。

提出初步草案后,法院会带着这个草案,到各地法院去调查研究,调查研究到一定程度以后,会对草案进行修改,然后征求可能涉及部门的意见。 杜万华说。

对于部门意见,杜万华说,一般法院会非常重视,能吸收的尽量吸收。特别是,假如有关司法解释,有可能超越原有法律范围,法院就一定会去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。

他们认为我们不可以做,我们就不做,他们认为可以做,我们就做。对他们的意见,我们是很尊重的。 杜说。

2007年 月,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了《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》,并用此规定取代1997年的若干规定。

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说明,该规定,是从司法解释制度面临的实际出发,重点解决司法解释程序不规范和监督机制不严密的问题。

新规定明确将司法解释的形式,细分为 解释 、 规定 、 批复 和 决定 四种;同时还明确,对于司法解释草案,可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比规定更早两年颁布的立法法,在其第 5条规定,列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,经委员长会议决定,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,征求意见。

此后,法律案公开征求意见几乎成为常态,典型案例,比如物权法、行政强制法,都是几次上常委会讨论,并公布草案,公开征求意见。

本报记者发现,在新规定下发以后,有准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,也搭上了公开征求意见的快班车。近年来,两院司法解释,多数都公布出来,并公开征求意见,包括前文述及的婚姻法司法解释。

但唯独此次新刑诉法司法解释,不见其公开征求意见。

律师意见未被排除在外

其实,早在新刑诉法诞生之时,就有媒体对其司法解释的制定颇为担忧。

当时,财新网的报道指出,有学者担忧,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的基本思路,有可能导致部门利益 吞噬 刑诉法新规定。

该基本思路是指:涉及各机关或部门的,由该机关或部门根据新刑诉法进行修改;不同解释条文之间有交叉、矛盾,或者认识不一致的,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机关部门根据新刑诉法协调解决。

而现实一步步验证该思路的延续。据报道,4月21日至22日,来自法院、检察院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等机关的要员,就新刑诉法实施后将面临的问题进行梳理和研讨。

再到近期,就有了新司法解释仅向法院系统内征求意见的说法,这也令一些学界大为失望。

其实,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,那才是动真刀真枪的活儿,可惜你很难参与进去。 一位学者指出。

司法解释的效力,不能凌驾于刑诉法之上,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,应该牵头制定带有立法解释性质的统一的新刑诉法实施细则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玫如此表示。

不过,据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所称,同一时间,律协也在自己内部征求意见,将来会和法院、检察院等部门再协调, 律师的意见其实并未被排除在外 。

同样,对于终的司法解释,学界认为,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备案审查的权力,公民亦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。

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指出,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有备案室从事此规定的工作, 但备案与批准不同,备案不影响该条文的生效 。

审查是以被动审查为主,主动审查为辅。这主要涉及两个原因:一是全国的法律法规备案工作量大,二是这些法规还没有实施,并不能看出它实际可能产生什么问题。 张春生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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